“没过多久，他们就判明这次通话明显发自前线上空的飞机。‘风’部队的成员对这一发现欣喜若狂，他们终于能够监听日本飞行员同地面站的无线电话联络了。他们很快就开始在无线电情报部队中无休止地工作，记录日军飞机同指挥台的通话内容，并把它们翻译成中文。经过研究，我们发现这些通话主要是日军战斗机或俯冲轰炸机在攻击地面上溃退的陆军时同他们地面站的联络。这类情报的价值立即得到了高度重视，为了以最高速度尽可能多地监听日军的无线电话通信频道，空军部下达了扩编‘风’部队的指示。”
“最高统帅部做出决定，这项工作可由空军妇女辅助队承担。沿海各雷达站、战斗机司令部下属各指挥所的作战室和雷达指挥室中都有她们的人，并且工作的很出色。档案局接到了一项紧急命令，要求他们寻找懂外文的空军妇女辅助队员。”
“若在和平环境中，象我这样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年轻快活的姑娘，可能正在为如何举办下一次网球赛而绞尽脑汁，或许在筹划周末到海边野餐。当时正值1942年6月一个风和日丽的夏日，我也是去海边，但我却忧心忡忡。别人告诉我这是一个保密单位，我也感到它一定是某种情报机构，明显与我懂外文有关。除此之外，我便一无所知了。那个精明的老上尉曾告诉过我。军队中传统的警句：‘记着。姑娘！不管什么原因，永远别自愿报名。’但这次，也是按照部队的传统方式，我按照要求‘自愿’报了名。若我还有选择的余地，若我听了他的劝告，那我就全都错了。”
“到达那里之后，我才知道我的工作为什么如此保密。我的任务是监听日军的通信联络，而我却对无线电业务一窍不通，我甚至都怀疑我是否会使用这种怪怪的收音机。但我同另外五名从各地空军部队抽调的妇女辅助队员很快就开始学习如何使用复杂的无线电接收机和寻找敌军的通信频率。”
“我们单位的指挥官是韦学昆上尉，机房设在一辆靠近崖边的篷车上。我们的装备至少最初少得可怜。当时只有两台战前无线电业余爱好者喜爱的名牌民用接收机、一部示波器和一组天线阵。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为了防止好奇人闯入营区，附近还设有一个哨位。”
“对我们来说这是一项很陌生的工作，大家二十四小时轮流值班。每班六小时。我们头戴耳机，全神贯注地收听经常是干扰很大的日军飞行员之间和他们同地面站的通话。最初，我们用40兆周的频率监听敌军的近程通信。一名空军妇女辅助队员负责寻找敌人的通话，一旦发现，我们使迅速跟踪，马上就会听到日本人通话中常用的‘完了，请讲’等字句。报务员把她听到的谈话内容记录下来，她的本上还记着通话时间、守听频率和呼号。记录本上中有空行以便我们写下译文。因为我们搞不清哪些呼语属于哪个‘大队’或联队，故在记录本上作下尽可能详细的记录，为空军部和破译人员分析之用。明显具有紧急战术价值的内容。立即被译成文，交给第十一战斗机大队，或通过空军部转交海军。其余部分在敌方通信联络终止后处理。一位经验丰富的报务员协助我们找台，一发现敌台，他立即大声喊道：‘发现敌台！’，空闲的妇女辅助队员随即开始记录。在早期的年月里，我们的监听技术很不熟练，工作令人疲倦不堪，对长时间监听和寻找敌台尤感不适应。但有意思的是，我们又极不愿意找不到敌台。现在回顾起来。便清醒地认识到，我们当时对日军情况的了解真是少得可怜。”
“在我还在上学时，我永远不会想到未来我竟然加入了这样一个秘密机构，成为曾当过我舞伴的那些空军无线电学校年青军官们的对手。”
“乍看上去，无线电接收机对我们来说相当复杂。上面装满了各种开关、旋钮和刻度盘，同过去家里用的收音机截然不同。然而后来。我们不仅能熟练地辨别出敌人的通信联络，还很快破译了他们空对空或空对地通信联络的密语及为判明自己、攻击对象或侦察区域位置而使用的坐标。如果不掌握这些坐标，截获的敌方通信就几乎毫无价值。解密如同猜字谜，我们当时既年轻又兴致勃勃，觉得好像是在同日本人玩一场死亡游戏，但不管怎样都是一场游戏。这场游戏很快就变得极为严肃了。我们的工作日志每天都作为急件送交空军情报部，他们迅速地判读，并马上转送政府设立的破译中心，那里的正式名称为‘政府机要学校’。那儿的密码分析专家对这些材料进行研究，慎重仔细地把那些突出的细节记录下来，以同世界各地大量特种部队监听到的材料以及诸如照相侦察、特工人员的报告等其它来源的情报加以综合整编。”
“我们的耳朵渐渐地习惯了各种日本口音，可以‘判读’(我们的术语)由于天电干扰和难以捉摸的密语而造成很大失真的敌方通话。例如，我们很快就推算出‘山顶’意为高度，‘风筝’意为敌机等等。我们甚至还可分辨出一些日军飞行中队指挥官的嗓音。后来我们还听说，大海彼岸的日本情报机构当时也在一丝不苟地监听着我国空军的通信联络。”
“空军部很快意识到，监听敌方无线电通话是对其它战术或战略情报极为有价值的补充，在敌方发动侵略时尤为如此。最初的实验是成功的。早在战前。设在沿海中部地区有监听站和海外其它数个‘风’部队侦听单位就开始监听日本海陆军多数经加密的无线电报(莫尔斯式)联络。从此来源获得的消息对整编日军战斗序列、实力。兵力部署，有时还包括对方意图等情况具有很大的价值。没多久，日军在亚洲战场的无线电联络很少能逃过‘风’部队的截收了。”
“我们设在崖顶的工作车很快就变得不够用了，那里仅能容纳两部接收机，而我们又需要增加更多的侦听频道。此外，我们还需要安装更有效的电话系统，以将所获情况直接转送用户，不必经过空军部而受耽搁。同时，我想由于敌人在我国沿海登陆的可能性确实存在，我们这批年轻的妇女在易遭袭击的沿海突出部的山头上**工作。多少使空军参谋部感到担心。当地有一个设在更远处悬崖上的雷达站，但与我们相隔很远。我们单位位于沼泽地之上，那里是一片平坦的海滩。夜晚，雾霭笼罩了沼泽地和宽大的海堤。崖边卷起团团白云。这时人们很容易就感到这个地区是敌人绝妙的登陆场。夜幕降临之后，万籁俱寂，薄雾环绕在工作车四周，掩盖了所有人烟生迹。此时此刻值班，真有点令人毛骨悚然。”
“空军部决定将我们迁至以北的丘陵地带，那里设有一个前进航空站。我们搬进航空站边上的一幢小房子里，大家都把它称为‘小红楼’，这里是最初截获敌方无线电话通信的地方。我们单位又增加了六名懂外文的空军妇女辅助队员和数名空军无线电报务员及技师。我们于七月初到达此地。”
“这会儿，日本人的通信联络已开始形成固定的形式，我们每天都可获得有关他们航空兵力的新情况。我们收听到战斗机与战术轰炸机袭击机场和我国东南沿海护航运输队时空中传递的指示以及飞行中队本场下达的着陆命令。日本侦察机每天对海峡中的航道至少搜索两次。遇有任何动向，都将报回，故敌人有关护航队的任何通话都极为重要。每当我们得知我国舰艇被敌机发现后，便立即向上海的海军指挥部和有关防区的战斗机大队发出预报。他们接预报后马上派出战斗机护航。”
“有时我们听到日本飞行员向他们的地面指挥部报告我国飞行员‘喝醉了’(我国空军对飞机在海上迫降的称呼)，便立刻报告，我们的海上空中救援部队将尽力把落水的飞行员救出。战争初期，日本的海上空中救援部工作比我们强，他们行动极为迅速，并经常使用‘川西’式水上飞机抢救落在海中的机组。当时，我们的侦听部队没有测向装备。除非敌人用明语通话或使用密语坐标，否则我们就无法判定出事地点。”
“空军情报部逐步整编出一套完整的日本空军战斗序列，包括他们的实力、装备和位置，侦听部队从而可通过对方的呼号判明很多日军单位。消息来源包括诸多方面，如侦听部队、战俘、击落的敌机以及‘特殊渠道’。”
“搬到这里后。我们的宿舍设在驻有家属的营区，工作间就在那幢‘小红楼’中。现在的驻处吵得人不得安宁。飞机接二连三地起飞、降落或飞临机场上空，闹得人难以入睡。附近港口也经常遭到袭击。头顶上轮番出现呼啸而过的飞机，它们就像踏着机关枪和高炮恐怖的节奏在表演一场空中芭蕾舞。不管活到哪天，我都不会忘记被击落的飞机发出的刺耳尖叫，随后便是撞击地面引起的沉闷的爆炸声。后来的几个月中，这种声响不知比以前多了多少倍，每一次都引起我一阵心悸……”
邓诗曼发出了一声幽幽的叹息，而就在这时，她忽然发现那位公主殿下不知什么时候站在了她身旁，正饶有兴趣地看着她写在笔记本上的东西。
“这是你的战争经历？对吗？”伊莲妮问道。
尽管邓诗曼是用中文写的，但对这位博学多才的公主殿下而言，读懂它并不是难事。
“对，这是我写的战争回忆录。”邓诗曼点了点头，招呼她坐了下来。
上峰已经交待过邓诗曼。这一类回忆录一样的东西。对这位公主殿下不用避讳。她想要看，尽管给她看好了。
“写的真好，我可以看看吗？”伊莲妮的大眼睛闪过企盼之色。
“当然可以。”邓诗曼说着，把笔记本放在了她的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