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焉耆，又作乌耆、乌缠、阿耆尼。居民以务农、捕鱼、畜牧为业。初属匈奴，西汉神爵二年后属汉西域都护府。西汉末年又属匈奴。东汉永元六年班超击破匈奴后焉耆又属内地。唐初再附西突厥。贞观十八年正月，西州大都督郭孝恪举兵收服焉耆。
因为焉耆正当丝绸之路要冲，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突厥、吐蕃都有将之控制在手中的历史，而焉耆长期在各方面的夹缝中生存，遇有强者便依附、反之便自立，其人归属感并不强。
因而郭都督初收焉耆后，表面上焉耆畏惧大唐军威作出臣服之状，而暗地里也有一股逆流翻涌，欲要伺机而动。
对此郭孝恪早有察觉，于十日前派他的长子郭待诏率两百唐军进驻焉耆，以防有人作乱。前几日城内还无事，只因焉耆王是个心无大志之人，大唐收服焉耆之后除了消了他的王籍，原来的财产、家室并未籍没，仍然允许他住在原来的王宫里，因而他一开始就打算做个安顺良民。
但焉耆国原来的丞相落昭，年刚四十，是个野心极大的人，夜半躺在床上常常想念以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日子，那时他出入前呼后拥、一呼百应，又怎是现在可比。心说我这样雄才大略的人，岂能屈居人下？于是背地里招募了不少的死党。
这几日，大唐太仆寺在西州征调军马的事他也得了消息。知道大唐欲对高丽用兵，这样一来必不能有更多的精力顾及焉耆，他觉得是机会来了。
落昭一方面数次游说焉耆王举事，一边关闭了与西州的联系。表面上对驻扎在城内的郭待诏恭敬有加，背地里早就安排好了自己的力量，只等机会一到生擒郭待诏做质。
他迟迟未动，就是顾及在西州主政的郭孝恪。落昭认为抓一个身边只有二百唐军的郭待诏不会费什么力气，怕的是抓了郭待诏引来西州大军。但是真是老天做美，郭孝恪自己送上门来了！
郭都督一连几日没有接到长子郭待诏的消息，此前待诏可是将焉耆的军情一天一报的。都督早想亲自去看看，但前一阵因为长安钦差到西州查办涉及高峻的污告信一事，并忙于完成军马征调的事务，因而推迟了焉耆之行，但郭都督的心里委实担心得很。一待西州的事情忙出个头绪，郭孝恪立刻带了卫队，马不停蹄地直奔焉耆来了。
落昭此次举事采取的是内紧外松的策略，吕光馆属于焉耆外围，在大唐新设置的焉耆地方官府的眼皮子底下，他根本不能大张旗地把有限的人手安插到这里。因而郭都督在吕光馆还没有发现异样。
但一到焉耆城外，郭孝恪就感觉到了不对劲，城外护城河上吊桥高扯，城上的守军多半是焉耆原班人马改编的，但城头的军士不该见了西州都督大驾到来，还过了半天才打开城门。这是极为不正常的。
经验丰富的郭都督在进城前，就写了亲笔调兵信件，交给一名亲信卫士带了，返回西州调兵以防不测。
进城后，郭都督与长子待诏会合，一见面就诘问待诏道，“怎么一连几日不往报送消息？”待诏说，“我还奇怪呢，信每天都报着，却不见人回来。我已在担心焉耆要有事。父亲，不该只带这么两个人到焉耆来涉险。”
郭孝恪一听立刻明白了，郭待诏派出去的人大概连焉耆城都未能走出去。
郭待诏平日里住在焉耆镇官衙，他在察觉到异样之后，本想亲自出城试探一下，如果有人阻拦他出城，那么就能断定焉耆城已反。
但是如此一来，双方就变得明刀明枪了，而自己手底下这两个人恐怕支撑不了半刻。一旦他们这些人被对方控制，那么父亲带兵来时就会投鼠忌器、必然施展不开拳脚。
以郭待诏的性格，他倒不会贪生怕死，但他寻思着牺牲了这些人又有什么用呢？还不如隐忍待机，将来好做个里应外合，也比硬拼强上百倍。
但是如今郭孝恪已经到了焉耆城里，形势就立刻严峻起来。
郭孝恪装做无事，在官衙四周察看了一番，发现镇衙出外的各处路口都已有人把守得死死的了。父子俩个商量，眼下之计也只有继续隐忍，将部的希望都寄托在的援兵的到达上了。
虽则如此，郭都督也没有被动等待，官衙之中原来的那些焉耆本地的衙役，都被他们神不知鬼不觉地控制起来，部换上了自己的人员。
郭都督对焉耆城内的布局早就了然于胸，他知道焉耆镇衙与旧王府只隔了半条街。这些谋反之人虽说不一定就与焉耆旧王有关，但他们若想在事成后短时内稳定城中的局势，必要借重于旧焉耆王的影响。
因而，无论王府是否与此事有牵连，尽快控制了王府一定是对已方有利的。而控制王府的时机也大有学问，早了的话援军未到，自己人单势孤；晚了的话恐怕援军到了不知城中底细又被敌人所乘，那样的话损失就更无法弥补了。